解压中国经济的四大路径

例如，在法律与数字科技的交叉领域，目前国内法学院校所使用的学科专业名称不统一，例如网络信息法学、计算法学、数据法学、人工智能法学等。

电力公司主张使用几何平均数来推断鱼的年死亡率，因为按日抽取的样本具有波动性，在某些天取得的样本量通常偏高。第一，用数学方法进行论证可能偏离法律理性。

因为，在实际司法审判程序中，运用数学方法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数学方法来影响司法决策。诉讼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据，否则举证方的法律命题有可能得不到支持，面临败诉的风险。因为，在数学讨论当中，用数学求解出来的概率是一个答案，不会特指到某个确定的人。比如，司法论证中是否可以建模，如何用建模方式论证裁判结果的合理性等，这是法律与数学的文化关系研究难以解决的。这是因为，诉讼活动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对于诉讼对方提出的法律命题，另一方总会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回击。

恩格斯曾说：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中产生的。第二个层面是法官运用数学方法分配权利义务，如下文中将提到的汉德公式，就是法官运用数学方法分配权利义务的结果。二是科学（学理）的视角。

1. 共和主义 共和主义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哲学。法学对于强大而公平的社会需求或经济需求，或许从来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抗拒。对法律知识的体系化和口头流传恰有描述作用的法典编纂，是个别化的法官法最重要的条件。而所谓和，即用和平的方式参与和处理国家事务。

近代以来的法典化运动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场景。（三）法典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体系 法典化运动的初期，制定法实证主义梦想有一种完美的形式主义，也即法典的闭合性和无漏洞性。

他猛烈抨击基督教的家庭观念和民法草案的个人本位，竭力维护日本固有的家长权观念和家族本位制。另一方面，法典不仅是逻辑的体系，也是价值的体系。在古代法律中，人们的权利义务多依附于身份，由契约决定的甚少。在他看来，科学法就是法学家自己学说的直白记述，是采取一种独特的概念的谱系方法来获得的、基于法的内在理由推演出来的科学的法学家法。

因此，即便我们支持创制法典、推进法典化，也非意味着主张所有领域、所有层面的法律都适合法典化，也不意味着法典化能够取代所有非法典的法律形式，更不意味着法典化能够彻底解决所有问题。当然，21世纪的民法典在回应现实经验，创设各种类型的新兴权利时，也不得违背权利概念的基本逻辑。至于是实体法优先还是程序法优先，是公法优先还是私法优先，在西方和中国则有不同。一般法学说首先在私法领域完成了对总论部分的作业，继而扩展至公法领域。

前者是法的外在体系，后者是法的内在体系。但自18世纪起，部分君主有意识地试图摆脱作为普通法的罗马法以及作为法律绅士的法学家阶层的影响，实现法律的国有化（nationalization）。

这种立法中心主义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然而，目前关于法典化的一般理论讨论尽管已颇有成效，但论者们大多抓住法典化的某个点展开集中论述，对法典化的立体化和体系化透视仍不多见。

《法国民法典》的起草人之一波塔利斯（Portalis）就将民法法典化称为新的国家法律的首要渊源以及法国公民的真正团结。（2）多个原则通过某个规则或规则集合联结起来。与潘德克顿体系相比，我国《民法典》除了总则部分外，在物权和债权两编都设置了第一分编（通则）。近代的法典是法教义学的结晶和体系化方法的构造物，是形式化和实质化的双重体系的展现。论争的对立阵营中，延期派主要是以英国法派学生为中心组成的法学士会，而断行派大多属于法国法派。与潘德克顿体系不区分合同之债、侵权之债和其他类型的债，一体规定在债权法部分不同，我国《民法典》将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分开规定，并将侵权责任编置于末尾。

因为各种事实构成中法律难题的次序安排，即把各种事实构成概括为篇总则和分则，最终汇为法典，是评注文件和判决文件汇编的先决条件，能更快更有区别地获得法律知识。法典化虽然不能代表全部的立法，但却是立法中心主义最明显的显现。

因此，维亚克尔（Wieacker）才会说：法典化……通常存在于法学创造性阶段的末尾。后一方面尤为重要，它意味着习惯法作为最重要之法源的历史的终结。

一个国家法律的发展并不会因为法典（哪怕是制定相对完善的法典）的颁行而终结。可以说，法教义学方法是由理性自然法时代奠定基础，后经历史法学和概念法学运用娴熟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是编纂《民法典》需要回应的中国之问。这使得我国《民法典》呈现出大总分加小总分的结构，层次性和体系性更强。由于当时的德国尚未统一，未形成德意志民族精神，所以不具备创制法典的条件，其直接动因在于抵制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法国民法典》在德国的施行。其中第1009条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这一方面要求特定法律领域的多数规范凝结为价值上的统一体，另一方面也要求本部门法的基本原则要具有稳固性和独立性，亦即并非为其他法律部门的原则在内容上所完全包含。这种法教义学的使命在于，技术—建构式地（或概念—体系式地）处理现行法，或者说科学、完整地探查实在法素材，并且通过概念来逻辑地把握这些素材。

例如，法典中有的基本概念更多来自于公因式归纳（如法律行为），有的则可能更多来自于先验理解（如国家人的尊严）。正因为基于安定性的考量，早期统治者（如腓特烈大帝、约瑟芬二世、拿破仑）都禁止对其颁行的法典进行注释。

就此而言，中国的民法典体例虽非完美，但却积极回应了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近代法典通常以论理体为体裁，既需设计符合民族和时代要求的体例，也需实现逻辑和经验的平衡。

民法典第一稿草案公布后，1889年，由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的毕业生组成的法学士会向政府和枢密院提出了延期实施民法典的建议。19世纪初的德国仍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但当时海德堡大学教授蒂堡（Thibaut）基于构建统一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主张仿照法国创制民法典。明治政府推行法典编纂的主要目的是修改西方列强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收回领事裁判权，达到脱亚入欧的目的。因此，在描述性进路下，不仅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化形式（主要体现为法典编纂），而且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典化形式（主要体现为法典汇编）都属于法典化的类型。

由此，总论—分论的基本构造就成为教义学知识体系化的基本标志，而进入到法典化时代之后，总则—分则的构造也相应成为法典科学性和体系性的基本标志。后法典化时代的教义学研究要从两个抓手入手：一个是法典评注的展开，另一个是判例研究的系统化。

东罗马帝国皇帝优士丁尼就将《优士丁尼民法大全》视为罗马帝国中兴的标志。如前所述，这一体例来自《法学阶梯》，它确立了人法、物法、诉讼法三编制体例。

例如，《民法典》第207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编纂法典？法典化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密码？在此，德国法学家萨维尼（Savigny）的法的双重因素思想构成了分析的出发点。